歷經五代戰亂，書法藝術也走入了一個低谷。北宋王朝建立以后，由于皇帝和大臣的倡導，加上無數文人墨客的響應，書法再度勃興，形成了自晉、唐以后又一書法高峰。在北宋諸家中，蔡襄較年長，他“通過自己的書法實踐，不僅改變了宋初書壇的一片靡弱風氣，而且使后人能在晉韻唐風中找到書法創作的依據，為書法史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腳氣帖》尺牘 約1060年 紙本行書 26.9cm X21.7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一、注重書法的內在精神

　　蔡襄論書，以內在精神為主，形似次之。他在《評書》中云：“學書之要，唯取神氣為佳。若模象體勢，雖形似而無精神，乃不知書者所為耳。” 蔡襄以“神氣”與“形似”對舉，強調應重視書法的內在精神意蘊，外在的“形似”是次要的。如果只是模仿前人的點畫，而無內在的精神，則是“不知書”，是不可取的。

　　關于書法的“神”與“形”的問題，早在唐人就有論及。書法作品要通過“形”展現出“神”，因為書法作品的創作是感性生命的誕生，蔡襄是深刻認識到這一點的，所以他強調書法以“神氣”為主，賦予靜止的字以靈動的主體精神。這對后來蘇軾、黃庭堅等尚“意”、重“韻”無疑是有啟迪作用的。

蔡襄 尺牘《離都帖》 1055 紙本 29.2cm X46.8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蔡襄還特別注重書寫時主體的審美體驗，在《評書》中還云：“每落筆為飛草書，但覺煙云龍蛇，隨手運轉，奔騰上下，殊可駭也。靜而觀之，神情歡欣可喜耳。”書法給人的審美體驗，很大一部分是在于書寫主體的感覺中。蔡襄在創作過程中，能夠以一種全身心的態度投入，同時體味到創作的樂趣。而只有在創作過程中融入了主體精神，書法作品才能展現出“神氣”，字也才有了鮮活的生命力。

　　但遺憾的是，蔡襄作為一個典型的文學侍從式的儒臣，在書法中表現出的主體精神，并不是那么陽剛的，而是一種陰柔的女子之氣。蔡襄政治品格較高，勇于寫《四閑一不肖》詩，直言敢諫，又頗有政績， 但其書法中所展現的性格特點卻是掩飾不了的。這可從后人對蔡襄書頗為一致的評價中看出：“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閨房態度。(黃庭堅《題 蔡君謨書》)” “本朝書法，蔡襄如少年女子，訪云尋雨，體態嬌嬈，行步緩慢，多飾鉛華。(米芾《海岳名言》)”[5]“蔡端明書如周南后妃，容德兼備。(《趙氏鐵網珊瑚》卷五)”從以上諸評論中可以看出，蔡襄書中展現出的“神氣”，乃是一種女人的秀媚之氣。蔡書的個性遠不如蘇、黃、米強，是毋庸諱談的。蔡襄的書法風格以平和溫厚為主，端莊嚴整而不刻板，溫厚平和而不抵觸，并不是張揚個性的，而是含蓄、內斂的。他雖標舉“神氣”，認為“形似”次之，但后人從其書法作品中并未感覺到這點，可能是蔡襄本人在作書過程中達到了這種以“神氣”為主的審美體驗。

蔡襄《海隅帖》1045年作 紙本 28.8cm×158.6cm 臺北故宮博物

　　二、認真學習古人，博采眾家之長

　　北宋之初，唐人書風漸絕，而宋人書風尚未形成之際，蔡襄大力主張學習前人，恢復晉、唐古意。這種復古的思想，有力地扭轉了五代以來靡弱的書風，為一種新的書風建立掃除了障礙。也許正是由于蔡襄這種復古精神，才受到力圖進行詩文革新的歐陽修的青睞，所以大力褒獎蔡書。蔡襄對前代書法推崇備至，他在《評書》中云：“嘗觀石鼓文，愛其古質，物象形勢有遺思焉。及得原叔鼎器銘，又知古之篆文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唯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唐初，二王筆跡猶多，當時學者莫不依仿，今所存者無幾。然觀歐、虞、褚、柳，號為名書，其結約字法皆出王家父子。”蔡襄不擅篆書，但他尊崇小篆的“古意”，喜愛石鼓文的“古質”，所以認為學書應取法前人，并為歐、虞、褚、柳找到源頭，指出“其結約字法皆出王家父子”，從中可以看出蔡襄強烈的復古思想。

蔡襄《澄心堂紙帖》(局部）尺牘 紙本 1063年作 行楷書 24.7cm×27.1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而蔡襄本人在創作上也實踐著自己的思想，“從他的傳世作品中我們經常可以發現與前賢有著難以掩蓋的淵源關系，如《思詠貼》與懷素《千字文》的聯系，《自書詩稿》和王羲之《蘭亭序》的相近，《安道貼》對虞世南行書的繼承，《澄心堂紙貼》與楊凝式《韭花貼》的形似等等。”  “從以上諸貼中我們可以看出，蔡襄書法在結構上基本繼承了晉唐人法則，在平穩中體現自然清逸的神韻;在章法上縱橫穿插，左右顧盼，行氣明朗，既靈活多變，又協調統一。蔡襄深悟唐人中鋒用筆所產生的線條流動感，又能參入晉人中、側鋒用筆所產生的線條方圓變幻效應。因而他的用筆既流暢，又有立體感，能在毫不經意中見含蓄。同時，由于傾向于表現一種風神灑脫的韻趣，所以他借助自己的用筆熟練與準確，在行筆過程中無任何猶豫和修飾的成分，直接迅速，一氣呵成，于自然中見精神。用筆上的這一優勢，使他的作品與晉唐舒服產生了明顯的區別：運筆速度快捷，提按動作明顯，線條律動增強，情感精神外拓。” 

　　蔡襄著意學習古人，博采眾家之長，因此在自己的書法作品中時時顯現出諸多前賢的痕跡。對于蔡襄書的淵源，后人多有指正，認為出自二王、顏真卿、歐陽詢等等，所師法的前人眾多。蔡襄在書壇上的復古做法，同歐陽修在文壇的復古革新是遙相呼應的，所以被歐陽修引為同道，大加贊許，有“蔡君謨獨步當世” 的稱贊。

蔡襄《扈從帖》（又稱公謹帖） 紙本23.3X21.3厘米 北京故宮博物院

　　蔡襄在尊崇晉唐古意的同時，又進行了適當創新，開創了“飛草”的寫法。這種用散卓筆所寫的草書，兼有章草和飛白書的特征。蘇軾對這種寫法贊賞有加，在《評楊氏所藏歐蔡帖》中評價道：“(蔡襄)又嘗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為過。”沈括在《夢溪筆談》卷十八也贊嘆道：“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近歲蔡君謨又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于‘飛白’，亦自成一家。” 蔡襄這種“飛草”書的代表是其《陶生帖》。因為帖中有“河南公書，非散卓不可為。昔嘗惠兩管者，大佳物，今尚使之也”之語，可見本帖那種帶有章草“雁尾”遺風即出于飛白書的草體，就是所謂的“飛草” 。蔡襄本人對自己獨創的這種寫法也頗為得意，在《評書》中有所描述，見前引。

　　但遺憾的是，蔡襄由于學書過雜，反而難精，并未真正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連一直對他贊譽有加的歐陽修，也在背地里流露出惋惜之辭：“蔡君謨性喜書多學，是以難精。古人各自為書，用法同而為字異，然后能名于后世。若夫求悅俗以取媚，茲豈復有天真耶!唐所謂歐、虞、禇、陸，至于顏、柳，皆自名家，蓋各因其性，則為之亦不為難矣。嘉佑四年夏，納涼于庭中，學書盈紙以付發。(歐陽修《筆說·李晸筆說》)”[11]“性喜書多學，是以難精”，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蔡襄書法的結癥所在。在蔡書中可以發現諸多前賢的痕跡，但卻失去了自我。過多地用他人的東西掩蓋了自己的本性，這也正是很難從蔡襄字中發現他真實性情的原因。而蘇、黃、米則天真外溢，不過多雕琢，反而顯現出書家主體的獨特個性。

蔡襄 《雜帖》

　　蔡襄雖然獨創“飛草”的寫法，但總的說來，還是繼承之功多，開創之功少。后人評價其書法，亦注重蔡書對前代書法的繼承。蔡襄之書的成就主要在其對晉、唐風格的繼承上，這種復古做法在北宋初期書壇具有矯正流俗的作用。有的學者認為蔡襄是“揭示尚意書風序幕的奠基人之一” ，是不正確的。對于蔡襄的歷史地位，曹寶麟先生有一段精彩論斷：“在他之前，北宋沒有哪個人能對傳統書體作過如此全面和深入的繼承，完全可以說，蔡襄的努力，結束了趙宋百年以來書法渾沌無序的混亂局面，因而他無疑是個‘繼絕世’式的人物。但蔡襄有來自時代和本身兩方面的局限，這就決定了他繼往有余而開來不足。所以蔡襄的歷史地位，只能是一支‘尚法’遺緒的安魂曲，而決不是一座‘尚意’發軔的里程碑。” 

　　三、注重書法基本功

　　蔡襄學書，用力甚勤，非常注重書法的基本功。他注重點畫，強調基礎，循序漸進，主張從楷書入手，漸次行、草。蔡襄多次強調這點，如在《觀宋中道家藏書畫》詩中云：“草行戰騎合，楷正中軍嚴。”這里把草、行書比作沖鋒陷陣的戰騎，楷書則是坐鎮中軍指揮的統帥，楷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蔡襄晚年還強調說：“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而至于行草，亦不離乎楷正。張芝與旭變怪不常，出于筆墨蹊徑之外，神逸有余，而與羲、獻異矣。襄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及，烏足道哉!(《文忠集》卷七十三)”在這段話中，蔡襄更明確表達出了以楷書為基礎的思想，末尾感嘆“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及”，一方面是自謙之辭，一方面是感嘆學無止境。

　　蘇軾對于蔡襄書大加贊賞，同時非常認同蔡襄以楷書為基礎的提法，他在《跋君謨書賦》中云：“余評近歲書，以君謨為第一，而論者或不然，殆未易與不知者言也。書法當自小楷出，豈有正未能而以行、草稱也?君謨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知其本末矣。”

蔡襄《海隅帖》（局部）1045年作 紙本 28.8cm×158.6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后人亦有持同調者：“余聞古之善書者由楷以入行、草，非由行、草而入楷也，羲、獻、虞、禇皆然，本朝惟蔡公備此能事。(《后村集》)”“昔人傳筆訣云：雙鉤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后。論書勢云：如屋漏痕，如壁坼，如錐畫沙，如印印泥，如折釵股。自鐘、王以來知此秘者，……宋則蔡君謨……(明·豐坊《書訣》)”我們今天觀蔡襄的楷書，力厚骨勁，端嚴遒麗，字字通身力到，其行筆結體多有變化，筆圓韻滿，沉著明潤，氣骨瀟逸而不俗，達到了端莊而又飄逸的境地。  

　　以良好的楷書功底為基礎，蔡襄的行書也非常出色，歐陽修、蘇軾都認為他的行書成就為最高：“歐陽文忠公論書云：‘蔡君謨獨步當世。’此為至論。言君謨‘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就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大字為小疏也。天資既高，輔以篤學，其獨步當世，宜哉!’近歲論君謨書者頗有異論，故特明之。(蘇軾《論君謨書》)” “國初，李建中號為能書，然格韻卑濁，猶有唐末以來衰陋之氣，其余未見有卓然追配前人者。獨蔡君謨書，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為本朝第一。然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隸小劣。又嘗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為過。(蘇軾《評楊氏所藏歐蔡書》)”但同時歐陽修、蘇軾、黃庭堅認為蔡襄小字較佳，大字則差一些。山谷也評曰：“君謨作小字，真、行殊佳，至作大字甚病。故東坡云：‘君謨小字愈小愈妙，曼卿大字愈大愈奇。’(黃庭堅《跋三伯祖寶之書》)” 

　　蔡襄本人對字體的欣賞，喜歡那種“淡墨稍肥”的字，這可以從他對《蘭亭》摹本的評價中看出來：“然點畫微細瘦，不若此書有精神也。(《題唐臨〈蘭亭〉》)”“《蘭亭》摹本，秘閣一本，蘇才翁家一本，周越一本，有法度精神，余不足觀也。石本惟此書至佳，淡墨稍肥，字尤美健可愛。(《〈蘭亭〉考》)”從中可以看出，蔡襄作為一個典型的儒臣，在其思想中保守的成分占主導，并沒有蘇軾、黃庭堅、米芾等人的強烈叛逆思想，所以其書法思想也較中庸，個性特點不那么鮮明。

　　(原載《社科縱橫》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