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所鄉村小學，原來占地面積只有3畝，現在又增加了15.8畝。”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縣常務副縣長李燦文在右所鎮松曲中心完小的操場上對記者說，按照原計劃，該縣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工作要2019年完成。不過，去年省委省政府出臺了“脫貧摘帽”的具體實施辦法，把“實現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并通過國家督導評估”作為標準之一。于是，該縣對照義務教育均衡發展20項底線指標和10項評估標準，強力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

　　近日，記者跟隨教育部掛職干部來到云南滇西，了解當地扶貧情況。滇西集中連片特困地區，是國家新一輪脫貧攻堅戰中邊境縣數量和世居少數民族最多的片區，貧困人口占云南貧困總人口的40%以上。自2012年中央啟動集中連片貧困地區扶貧開發戰略以來，教育部定點聯系滇西片區，與28個部委建立了滇西部際聯系工作機制。到目前為止，已有22所高校承擔滇西專項扶貧任務，10個職教集團與滇西10個州市開展戰略合作，共派出4批220名掛職干部。

　　伴隨著扶貧攻堅計劃的進行，像右所鎮松曲中心完小等一批中小學迅速地改善了辦學條件，而且根據中央的精神，2017年是精準脫貧的深化之年，這給滇西帶來了更加深刻的變化。

　　精準扶貧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有啥給啥了，而是要缺啥補啥”。教育部滇西掛職干部總領隊、大理白族自治州副州長、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曾天山說。曾天山帶領的是教育部派出的第四批掛職干部，“到了我們這一批，很多事情都比較清晰了，現在是要解決‘怎么干’的問題，就要更加理性地發揮自己的優勢。”

　　這些來自高校、教育研究機構的、與“智力”高度相關的掛職干部們做起事情來自然也帶有學者的習慣，他們把“調研”作為自己工作的第一步。

　　在來滇西掛職前，鄭鵬是陜西師大西北瀕危藥材資源開發國家工程實驗室的副主任，在云南普洱掛職4年，先后任景谷傣族彝族自治縣副縣長和普洱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經過調研，鄭鵬發現普洱的氣候環境非常適合多種瀕危藥材的生長，發展中藥產業是一條可行的致富路子。于是，經過反復實驗，他們成功在普洱利用大田直播技術繁育瀕危藥材優質種苗，從根本上解決了人工栽培的瓶頸問題。截至2017年3月，“我們指導普洱、西雙版納的企業和老百姓種植瀕危藥材約6000余畝，建立瀕危藥材良種繁育基地300余畝，僅種植產業的規模效益約6億元以上，扶持的企業自己就幫扶了400余戶老百姓種植藥材，其中建檔立卡的貧困戶有50余戶，輻射帶動周邊千余戶老百姓種植藥材。”鄭鵬說。

　　據教育部相關負責人介紹，教育部正在發揮教育系統的優勢，探索特色扶貧的路徑。比如，清華大學為大理白族自治州及南澗彝族自治縣開辦5期黨政干部綜合能力提升培訓班，培訓干部355人;浙江大學選派農業技術專家擔任景東彝族自治縣蠶桑、食用菌、烏骨雞、茶葉主導產業的首席專家，促進產業快速發展;華中科技大學結合異地搬遷和安居工程，幫助臨翔區完成了兩鄉兩村規劃;復旦大學安排醫學專家到永平縣開展專題講座、義診、臨床教學和學術交流活動，累計培訓醫務人員4000多人次;上海交通大學組織研究生支教團到洱源縣開展支教服務，深入貧困鄉村，傳遞現代文明觀念和思想。

　　其實，從本世紀初開始，政府協調高校參與扶貧相關工作就成了一種慣例。不過，在中央精準扶貧的思路下，掛職干部們有了更多的思考。

　　“以前是教育扶貧，現在我們要通過教育扶貧。”曾天山說，這其實是一種文化的建設，是尋找一個人內生的動力，是激發每一個人追求更好生活的內生動力。

　　于是，他們把注意力投向基礎教育，因為只有改變孩子才能真正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

　　在尋找突破口的過程中，掛職干部們通過調研發現，從高考成績可以看出滇西不少縣的學生英語成績不及格的現象很普遍，多數縣小學英語開課率偏低。

　　“英語學不好，走不遠也走不好。”掛職干部發現的問題也是當地教育部門正在著急的事。

　　“這是我們的短板。”大理白族自治州教育局局長張春驊說，“我們特別想解決，但是我們這方面師資不夠”。

　　于是在滇西，小學英語“清零計劃”和中學英語教師提升計劃開始實施了。

　　“以前我們也有不少培訓，但是有時候我們的老師參加完這樣的培訓經常暈暈乎乎的。”張春驊說，有些培訓不能跟當地實際情況相結合，培訓不僅對老師沒有實際的幫助，而且還耽誤了時間。

　　為了避免這種供需不對稱的培訓出現，掛職干部們從外研社請來了教材出版專家，還請來了有實際教學經驗的中學老師，對滇西的老師進行培訓。除此之外，他們充分利用自己掛職前積累下來的資源，募捐來英語讀物和在線數字教育資源等。用這樣的方式，切實解決滇西中小學英語教育質量提高的難題。

　　治貧先治愚，扶貧先扶教。“教育是最根本的精準扶貧。”曾天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