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成書于秦統一中國前夕，由秦相呂不韋組織編纂而成。按照司馬遷《史記》的說法，呂不韋曾仿效戰國四公子的做法招養門客三千，又因荀子等人“著書布天下”，便讓這些門客“人人著所聞”，書成后取名《呂氏春秋》。班固《漢書·藝文志》也說該書是“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由此可見，《呂氏春秋》確實是成于眾人之手的一部經典。然而，呂不韋對于該書的編纂無疑是起到主導作用的。一是編纂起因于呂不韋有感于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二是成書后的《呂氏春秋》是一部體例完整、結構合理的著作，而不是一部簡單的眾人撰述拼湊;三是編纂上體現了呂不韋“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的撰述宗旨和“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的寫作原則。該書的主要注本，古注以東漢高誘《呂氏春秋注》最早，清代有畢沅《呂氏春秋新校正》本，近注以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和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等為佳。

　　《呂氏春秋》無論是編排順序，還是經典性質，歷來都有不同的看法。該書內容包括十二紀、八覽、六論三部分，《史記》以八覽、六論、十二紀為順序，最早為《呂氏春秋》做注的東漢學者高誘則以十二紀、八覽、六論為順序，后世注疏此書者皆遵循高誘注的順序。任繼愈認為這種順序變化，與東漢陰陽災異說的興起有關。關于該書的性質，《史記》肯定其屬于“刪拾《春秋》”敘古今之事的史書，《十二諸侯年表序》直接將其與《左氏春秋》《虞氏春秋》等史書同列并稱。《漢書》則明確認為是雜家著作，《漢志》記曰：“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今人侯外廬肯定雜家說，認為該書糅合雜學，沒有創新;馮友蘭則認可其史書性質，并以《史記》視其為史書，編纂者呂不韋不以《呂子》而以《春秋》稱其書為依據;任繼愈也認為《呂氏春秋》“以史典自詡，故自號春秋”。

　　綜上所述，《呂氏春秋》從撰述緣起、內容排序到經典性質，由此進一步上升到經典的思想價值等等，歷代對此都有不同的認識。今天重新閱讀這部經典，我們必須在充分關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著求真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力圖去準確把握其思想特點與理論價值。

　　首先，要結合時代背景，去領會經典的撰述目的。依據《序意》篇所記，《呂氏春秋》成書于秦王嬴政八年，亦即公元前239年，為秦統一全國前夕。此時的秦王嬴政尚未親政(次年親政)，秦國大權實際掌握在秦相、被尊為“亞父”的呂不韋手中。呂不韋為何要召集門客編纂此書，按照《史記》的說法，招士是為了比肩六國四公子，著書是為了效仿荀子等諸子百家的做法立說于天下，似乎有爭強好勝與沽名釣譽之嫌。如果我們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來看，其實呂不韋主持編纂《呂氏春秋》是寄予著強烈的政治抱負，有著明確的政治目的的，那就是要為即將統一全國的秦制定一部治國大綱，確定一種治國思想。

　　一方面從當時的大歷史來看，東方六國勢力已經日益弱小，秦滅六國的戰爭即將打響，秦統一天下已是指日可待。另一方面，大權在握的秦相呂不韋，在謀劃統一戰爭的同時，自然也會考慮統一之后秦國的統治方式。秦國素來推行法治，然而統一全國之后究竟要采取一種怎樣的統治思想，商人出身的政治家呂不韋有著自己的思考，《呂氏春秋》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問世的。其實在《序意》篇中，呂不韋就已經對該書的著述動機作了說明：其一是為了“紀治亂存亡”，也就是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其二是提出“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的政治準則;其三是強調治國必須“行其理也”。這個“理”就是天地之理。很顯然，《呂氏春秋》的寫作完全是出于治國的需要，而非出于個人的榮辱。也正是因為有這種明確的政治目的，當《呂氏春秋》撰成之后，呂不韋急于擴大其政治影響力，竟將該書“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史記》本傳)之所以有如此舉動，倒不是呂不韋對該書的學術成就有多么自信，而是想借此向世人公開自己的政治主張，同時憑借自己的地位和輿論的影響，以迫使嬴政能按照他的政治主張去行事。

　　由上可見，呂不韋不但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主持編纂《呂氏春秋》，絕不僅僅只是一種學術活動，而是帶有明確的政治意圖。我們要在這樣一個高度上來看待呂不韋，看待《呂氏春秋》的編纂。

　　其次，要關注學術走向，去揭示經典的思想特點。《呂氏春秋》的思想特點，過往學者有不同的看法，但無外乎史家言與雜家言兩種。從流傳的《呂氏春秋》篇目及內容來看，雖然冠以“春秋”書名，卻顯然不能看作是通常意義上的史書。該書雖然重視敘述古今之事，總結治亂存亡與政治成敗，但畢竟不是以歷史敘述為主要內容，與史書的撰述旨趣并不相同，只能說是一部具有強烈歷史意識的著作。從呂不韋的編纂目的來看，既然是要作為一部治國大綱，就不可能僅僅只是編纂成一部“史典”。

　　我們只有關注春秋戰國時期學術思想發展的走向，才能真正揭示出《呂氏春秋》的思想特點。眾所周知，春秋戰國是諸子百家學術爭鳴的時代。西漢初年司馬談作《論六家要指》，以陰陽、儒、法、墨、名、道“六家”來指稱當時的主要學術家派。隨著學術爭鳴的持久與深入，各家學術思想明顯出現了趨同性特點，在批駁別家學術思想的同時，也在自覺不自覺地汲取著對方的學術思想。《呂氏春秋》誕生于戰國末年，《漢志》之所以以“雜家”許之，確實把握住了該書的思想特點。不過這種“雜”，不是一些學者所認為的雜亂無章和無思想主旨。其實班固在《藝文志》中為雜家所下的定義說的很明白：“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如果我們將班固對雜家所下的定義與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指》中對道家所下的定義加以比較便不難看出，其實二者是相一致的。我們認為，班固之所以要以雜家相稱，是因為他看到了秦漢道家與先秦老莊道家的區別，故以雜家別之。從家派分類來說，班固的認識較司馬談更進了一步。毋庸置疑，班固所謂雜家，就是司馬談所謂道家，都是指與先秦老莊道家不同的秦漢黃老道家。任繼愈先生在肯定《呂氏春秋》“史典”性質的同時，也從哲學史角度肯定其“開啟了秦漢之際的道家思潮”。

　　不過，《呂氏春秋》法天地、重無為的黃老道家思想傾向，與秦始皇的法治思想實難相容，這就決定了《呂氏春秋》在統一后的秦帝國政治實踐中不可能發揮作用。當然，秦皇朝以法治國的失敗，又從反面體現了《呂氏春秋》的思想價值。實際上，漢初所推行的黃老政治，在一定程度上說，就是對《呂氏春秋》的一種政治實踐。

　　最后，要依據文獻內容，去理解經典的思想價值。《呂氏春秋》之所以能成為中國學術史上有重要影響的著作，當然取決于其內容所蘊含的思想價值。一是學術思想價值。《呂氏春秋》學術思想的主要價值，便是體現在一個“雜”字。《呂氏春秋》之“雜”，是諸子學說爭鳴趨同性的必然結果，卻又最終完成了對學術門派成見的超越，而成為集眾家之長的一代經典。也就是說，《呂氏春秋》的“雜”，不是雜亂無章，不是簡單拼盤，而是有自己對各家學說思想的理解，有自己通過汲取諸家思想而形成的一以貫之的主旨思想。《不二》篇對諸子百家學說特點與長處，僅用一個字就作出了準確概括與總結：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兼、關尹貴清、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后。該書很重視汲取諸家學說思想的合理因素，如重視汲取老莊“道法自然”的思想，而否定道家消極避世的思想;肯定墨子的兼愛、尚賢等主張，而摒棄墨家的鬼神之論;對儒家的綱常倫理與尊師重教思想有所體現，而其重名思想則主要是汲取了名家的“循名責實”理論;對陰陽家思想作了發揮，《應同》篇詳載了鄒衍的五德終始學說;贊同法家的變法主張與貴勢思想，卻反對法家專恃法術勢治國的思想。此外，對于農家、兵家等學術思想的一些合理因素也作了汲取。

　　二是政治思想價值。《呂氏春秋》的政治思想價值，主要表現在無為而治與恪守君道的政治主張上。無為思想主要源自道家的“道法自然”主張，《圜道》篇指出圣王“立上下”必須效仿天地圜方之道。在作者看來，天地萬物皆有其理，法天地就是因循天地萬物之理。然而，與道家一味無為不同，《呂氏春秋》又積極宣傳“天生人成”思想，肯定人可以發揮主觀能動性去養成天地所生，所謂“始生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呂氏春秋》所謂成天地之功之人，當然主要是指人君;而人君要全天之生，就必須要恪守君道。如何恪守君道?《呂氏春秋》提出了一系列具體主張，如提出置君為民觀點，《貴公》篇認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重視君主修身蓄德，《愛類》《貴信》《上德》等篇肯定君主具有仁愛精神和貴信重義的重要性;強調君主要順應民心，《務本》篇說：“安危榮辱之本在于主，主之本在于宗廟，宗廟之本在于民”;推崇用賢使能，《求人》篇說：“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如此等等。

　　總之，《呂氏春秋》是一部撰述目的明確、學術思想特點鮮明、政治思想豐富而深邃的重要經典。我們要結合時代與學術發展背景，以及呂不韋的政治身份，去正確解讀經典原義，揭示經典蘊含的深刻含義與思想價值。